27年前雪崩17位隊友遇難 他用20年尋找遺體只為真正的告別
11991年1月，中日聯合登山隊在攀登梅里雪山途中遭遇雪崩，17名隊員全部遇難。登山隊中的11名日本成員來自京都大學山岳會。1998年以來，遇難者遺體遺物陸續出現。山岳會成員小林尚禮多年來往返于日本和中國云南，搜集伙伴們散落在雪山的身體和物品。
2一直以來，攀登卡瓦格博在當地都會遭遇激烈的反對，但是攀登者依舊絡繹不絕。1996年小林尚禮在距離山頂490米的時候被迫下撤，心有不甘。但在多次探索之后，他說：“原來卡瓦格博，是不可攀登的啊!”
3這些年，在小林尚禮的組織下，很多遇難隊友的家人都來看過梅里雪山，他們漸漸接受至親的離開。這場漫長的告別，終究會有盡頭。
27年過去了，小林尚禮還會想起年輕時一起登山的好朋友兒玉裕介和笹倉俊一。
兒玉比小林年長一歲，笹倉則與他同年級。兒玉率直火爆，笹倉嚴謹溫和。
“我事業上遇上選擇困難時，估計如果我跟他商量，他會訓斥：你煩惱什么呀！就算要放棄，等干成一件大事再說！”這便是兒玉了。
笹倉善于傾聽，總能體會到小林君的心情，每次他都會提醒，“好好想想再做。”
在人生面臨難題時，兒玉和笹倉的聲音時而交替出現。小林取舍得很“公平”，“我會在這一次，采納兒玉的說法；下一次，采納笹倉的。”
27年過去，小林作為寫真家小有成就，一刻都沒有停下腳步。他往來于日本和中國云南梅里雪山之間，不知不覺間成了一位“擺渡人”。
有時候，小林也會想，21歲時喜歡昆蟲和植物的笹倉，如果還活著，會在做什么？
“說不定現在在大學里當教授。又或者，因為他擅長跟人打交道，所以更大的可能是進了相關的公司，干得很激情很投入吧。”
兒玉裕介和笹倉俊一都是小林尚禮念念不忘的人，“他倆的遺屬我后來也一直守望著。”
死訊像雪花飄落
1991年1月4日，京都大學山岳會的中山茂樹已經被大雪圍困在劍岳山10天了。沒法子，只能等天氣好轉。
這天，他聽到廣播里說：“在中國的梅里雪山，來自京都大學的登山隊……”
“接下來要說‘登山成功了’吧。”中山等著。
廣播里：“……失蹤了。”
自己的情況不妙，遠在中國的同伴們也身處險境。中山感到眼前一片漆黑。
等到終于踉蹌地回到城里，中山發現，東京簡直吵翻了天——“17人同時失蹤，這個情況太異常了。”
梅里雪山高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，理論上并不難攀登。但氣象條件復雜多變，導致一直未有人登頂。這次帶隊的井上次郎隊長是日本權威的氣象學專家，出發前對當地未來一段時間的天氣做了詳細的預測以及制定規劃，但還是發生了始料未及的情況。按照原計劃，井上在完成梅里雪山的攀登后，便會赴南極擔任日本觀測隊隊長。
事發后20天，中日雙方多次救援行動受挫，救援終止，中日聯合登山隊的17名登山者確認遇難。
壞消息傳來，兩位好朋友兒玉裕介和笹倉俊一隨著登山隊遇難，但小林尚禮“感覺不到難過”。日本的生活節奏像精準的時鐘，分秒疊加，不輟地推進。看看身邊，日常如常，傷痛毫無實感。
“我無法接受這完全沒有實感的死訊。”
山岳會成員分頭趕往遇難隊員家里慰問，小林去了笹倉俊一的老家，帶去笹倉生前新的照片。
到達是晚上9點時分。笹倉的母親和弟弟在家。
“次見到笹倉的母親，是位非常和藹的人。我想他溫和的性格就是從他母親那里繼承的。”
老人家沒有哭，“在這20天日復一日的絕望中，大概已經哭累了吧”，“倒像是希望我們來似的松了一口氣”。
他們看著笹倉的近照，聊著他生前的事，直到10點多，笹倉的父親回到家。他西服都沒脫，就招呼小林說，“來，一起喝兩杯”。他聊著兒子的事，偶爾放聲大笑，而小林“什么都說不出來”。
**天的時間靠看電視新聞打發，偶有笹倉家親友來探望。下午四點，山岳會的理事來訪，正式報告了搜救的經過和結果。老兩口靜靜地聽完，父親有禮貌地道謝，后嘆了句：“21年的短暫人生啊。”
小林的眼淚流了下來，“我次感到有什么東西結束了。”
登山人的情感
如果沒有兒玉裕介，小林尚禮與登山的緣分可能會止于大學時代。
那一次，小林表達了想要退出山岳社的想法，不再登山。兒玉說，“你要退出，也得等登過日本的佐和峰再退吧！”他拉著小林完成了這趟有趣的旅程。從此，小林“再也沒有辦法割舍登山的樂趣了”。
大學時代，小林對登山近乎狂熱，一年中他至少拿出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登山。
“從那時起，我就認為，山，大自然，不是人類可以征服的，人類只能想方設法，巧妙地找到大自然脾氣相對溫和的間隙，攀登上去。”
在登山中，小林更加理解人是依存于自然的。比如，登山途中，你本來抓著細草上攀，這時飛蟲來襲，蟄了你的臉。倘若你松開一只手去怕打，飛蟲會被打死，但另一只手所抓的草，會因為受力過重而斷掉，你就會摔下懸崖。
“你會發現，這只被你拍死的飛蟲，和掉下懸崖的你自己，兩條命，或許有大有小，卻沒有貴賤之分，都很寶貴。這就是大自然教給你的。”
登山還帶來制定目標、接近目標的奮斗和滿足，以及登山社團里伙伴們特殊的情誼。
“打一個對不起足球的比方，比方說足球部的人可能是單純在踢足球的時候，人們才在一起。但是對于登山部來說，情況就不一樣了。去海外登山的話，可能動輒一周或是一個月，24小時分分鐘都在泡一起。在一起的伙伴們，所有的人格都完整曝露在彼此跟前，不管好的壞的，是一種‘全人格式’的交往。經歷種種這一切，他們才成為了好伙伴、好朋友。”現在已經是日本山岳會副會長的中山茂樹說。
跟這樣的伙伴告別本是一件艱難的事。可友人葬禮，給中山更多的感覺不是“悲傷”，而是“奇怪”。
在日本，葬禮是這樣進行的：陳置遺體，親友聚集，僧侶誦經。誦經完畢，親友目送靈柩登車，開往火葬場。
然而，還沒有找到他們的遺體，目送靈柩這道環節自然也就沒有了，整個儀式就會變得很奇怪。
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，小林一面為無法理解友人的亡故而煩惱，一面悶悶不樂地繼續登山。雖然根據當時的情況分析，登山隊應該是遭遇了雪崩而遇難。但小林始終困惑，山難如何發生？友人們經歷了什么？以及，那座山究竟是怎樣的存在？
“如果不能理解笹倉和兒玉等人的死，今后該如何活下去？”他寫下這樣的話。
友人不再回來，死訊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成事實。小林產生了一種恐懼：“恐怕有關他們的記憶也將一點點消失。”
“我開始思考要以某種形式留下一些他們曾經存在過的證據。”
年少的煩惱
山難發生后，出于情感考慮，云南為京都大學山岳會保留梅里雪山的首登權5年。1993年，山岳會成員開始準備再一次攀登，小林和中山都在列。由于需要籌集龐大的款項，直到1996年后的期限降臨前，小林尚禮、中山茂樹等一行11名日本隊員才終得以成行。
中山心目中的梅里雪山“漂亮，形狀周正”，“讓人非常有攀登的欲望。”對于登山者來說，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有著致命的吸引——從未有人登頂。
在去德欽的路上，小林次看到梅里雪山——“它突然出現在眼前，在逆光中閃耀著光輝。”
“太神圣了！”小林次對山發出這樣的感嘆。
三年艱苦的準備后終得成行，登山隊中年紀小的小林，對攀登成功抱著熱切的企盼。在登山中，安插的70段路繩，有50多段是他插上去的，這樣的經歷也讓他更加確認，“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熱愛的事”。
這次決絕的沖擊，在距離山頂490米的地方受阻。登山隊收到了大規模雪崩的氣象預報。人見隊長決定放棄沖頂。
隊員們一時不知所措。有的默然地盯著腳下，有的念叨著“真不敢相信”。
以小林為首的年輕隊員情緒激動。
“就算換掉登山隊長也要登頂！中山你來做隊長！”小林喊道。
副隊長中山沒有說話，看了小林一會兒，說，他支持人見隊長。
“我覺得作為先遣隊一起一路安插路繩的中山背叛了我。”
“無論如何也想要爬上去”的小林輾轉反側，內心懊喪，身體燥熱，一夜未眠。
天空泛白時，小林走出帳篷，在嚴寒中一路走到冰河盡頭。那里矗立著一塊巨石。他站在巨石上，仰望著搖搖欲墜的大冰塊。
“冰河的景色讓我頓感，一個人的想法微不足道，心中的氣焰漸漸冷卻下來。”
再次受挫的登山隊返回日本，遭受了許多批評。登山是在眾多人士的重金支持下才能成行的，登山隊的干部成了眾矢之的，外界的批評聲不斷。而在年輕登山者內心，這次壯志難酬的冒險旅程不僅沒有解決煩惱，反而增加了困惑。
一直以來，攀登卡瓦格博在當地都會遭遇激烈的反對。藏民們封橋堵路，拒絕幫登山隊搬行李，拼死告誡登山者，甚至不惜詛咒。1990到91年的那次攀登，引來成千上萬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飛來寺詛咒登山隊。當發現勸阻無效后，當地藏民不知道該怎么表達憤怒，說出了“阿尼卡瓦格博（卡瓦格博爺爺），顯示出你的神威吧，否則，我們就不再敬你了！”
小林后來得知，他們在BC（大本營）使用的小屋，在登山隊下山后被雪崩摧毀。小屋周圍原本長著大樹。從上面的年輪看，這里近百年來沒有發生過雪崩。
“如果我們當初堅持登頂，很可能步遇難隊的后塵。”知道這件事后，小林不得不去思考“無形力量”的存在。
一個故事的結束，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
“小林現在還說很后悔沒有爬上去嗎？”
在陳列著珠穆朗瑪峰、喬戈里薩峰等石塊標本的展柜前，中山茂樹詢問來訪的我們。他用傳統的手帕擦了擦額角的雨水，面前還擺著紙筆和折扇。
“沒有了。他后來慶幸沒有登上去。”
“小林后來去收拾遺物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已經完全變成了西藏人的思維，覺得這是圣山，是神圣不可登的。”中山說，小林的轉變讓他感覺“很不尋常”。
希圖以沖擊梅里雪山頂峰來告慰友人亡者的小林在失敗后返回日本，在公司的內刊上講述了這次登山的體會，并說明自己將不會再挑戰梅里雪山，“距離山頂的500米將在今后的生活中繼續‘攀登’”。
1998年，明永村村民在放牧途中發現冰川上有異物，向村長大扎史報告。明永沒通電話，沒修公路，大扎史的弟弟只能跑到縣里報告。
隨著消息的擴散，越來越多相關人士聚集在明永村。
京都大學山岳會派遣了包括小林尚禮在內的4名成員前往收集遺體遺物。在昆明，小林看到先遣隊員收集回來的筆記本、帽子、風鏡等遺物，有的物品上面寫著友人的名字。還有一塊停在10點43分的表和一支顯示4900米的高度計。
死亡的訊息在這一刻，具備了實感。
發現遺體的現場散落著大量的物品。遺體都已經完全變形，但通過衣服和隨身物品能夠大體分辨身份。
這些已經失真的身體對小林來說，“充滿了不可思議的熟悉感”。一邊檢查著遺體，一邊在心里說：“真想念你們啊！”“下到這里真是難為你們了。”遺體通過了高達千米的冰瀑，下到這里，這原本在小林看來是要過50到100年才會發生的事情。
小林看到了伙伴們人生的定格。有的高舉手臂往上伸，“或許在帳篷被雪崩吞沒的瞬間，他有過拼命的掙扎吧。”還有的胸前口袋里包著一份貌似女友寄來的情書，“很可能，他是把它當做了符。恰好這個女孩子，我也認識。”
依照人生的種種線索，小林和收容隊成員們盡可能地幫伙伴們確認身份。這次收集到了約10人份的遺體和20袋遺物，確認了其中5具遺體的身份。
當伙伴們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眼前的時候，小林終于接受了友人故去的事實。
遺體就近運到大理火化。從日本趕來的遺屬，接過收容隊交過來的盒子。
“遇難7年，終于告一段落了。”一位遺屬說。
“這時我才領悟到，原來收集遺體，交給他們的家人，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。”小林說，“這句話支撐了我后來長期的搜索活動。”
**年春天，村人又發現了遺體，山岳會再次派遣人員前來，并決定留下一個人長期駐扎在此，以便搜集。已經從公司辭職立志做自由寫真家的小林便成了佳人選。
“我不做誰做。”這是小林的想法。除了搜尋遺體之外，“我想了解這里的人，也想通過與村民共同生活，了解帶走友人的梅里雪山的真正樣子。”
17名遇難者之一工藤俊二的姐姐竹澤智子聽說了小林的決心，“我覺得他終于找到了一個時機，把這個決心下了，帶著他年少的煩惱，去尋找事情的真相了。”
“謎一樣”
小林尚禮在明永村住下來的那一年，白瑪次木只有12歲。作為村長的女兒，她擁有得天獨厚的觀察這個“怪人”的機會。
白瑪又害羞又好奇，扭扭捏捏地跟在小林后面，看他做什么。
家里沒有那么多房間，大扎史把客廳騰出來，裝一扇可以鎖的門，小林每次回來都會把門關上。爸爸沒有太多交代這個人的來歷，但孩子們都知道他是“來找東西的”。村長對孩子的囑咐也只有一句：“不要動別人的東西。”
小林要留下來，大扎史一開始是不情愿的。
京都大學山岳會成員來到明永村搜集遺體遺物，每次都是由大扎史組織上冰川，并安排村民把搜集所得運下山。
“（次搜尋）當天所有的東西運完，我后一個下來。安排大家全部撤離以后，我發現我身邊還有一個小伙子，那個小伙子就是小林先生。”
這個日本小伙子正在收拾大家吃完東西留下的垃圾。他拿石頭把罐頭敲癟了以后裝進包里，塑料袋也搜集起來。
“那個時候我非常感動了。”大扎史回憶說，掃尾清理完畢，“我們兩個一起下來。我們也沒聊什么。他也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他。”
1999年8月的一次搜尋結束后，體委的人告訴明永村村長大扎史，有一個日本人，要留在你那里。村長不愿意：“我們這個鄉，很偏遠的小山村，公路也沒有，我沒有條件留外國人。”體委的人說，是那個日本小伙子執意留下，他要學習村民們的生活。
“我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，我吃什么，他就吃什么。”大扎史沒辦法，“真的是……只能答應了。”
在冰川上作業有危險，通常是大扎史在前面開路，小林跟在后面。一次，小林發現冰河的裂隙中有遺體，很深。小林下去查看，大扎史等在上面。尸體損毀嚴重，發出刺鼻的氣味。小林試圖脫去遺體上的衣褲，以尋找名字，但什么都沒能發現。冰川的一部分突然崩塌，冰面發出的聲響令人毛骨悚然。
裂縫又窄，又冷，小林突然一陣惡心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喊：“好討厭，受不了了！”
他本能地想逃走，但遺體對于遺屬的重要性，以及遺體的存在污染了村子水源地的事實，成為小林“不得不完成這件工作的理由。”
對小孩子白瑪來說，大的問題是，她無法理解，一個話都不會說的人，怎么在這里待下來？
“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外國人說外國話，就覺得如果我會普通話我就可以跟他交流。”上了四年級，白瑪到了縣城德欽，學了漢話，興沖沖回家來跟小林講，還是講不通。
白瑪家沒有廁所，小林每次要方便，都要經過白瑪表妹家，到田地里去。兩個小表妹趴在樓上看到小林，歡脫地跑下來，用藏語喊叫著：“小林，你又要去大便啦！”
小孩子對這個游戲樂此不疲，小林每次都茫然地嗯嗯啊啊。直到近兩年他才弄明白樓上的小姐妹說了什么。
小林先是跟村里的孩子們要好起來的。村里的老人家對日本人登山的事耿耿于懷，后面發生災禍或多或少都會聯想到登山隊頭上。村里的壯年們多數內斂，總以“外國人”代稱這個奇怪的搜尋人。但孩子們（小林稱他們為“熟悉我的玩伴”）會挺身而出：“他不是‘外國人’，他是小林。”
透過那扇時常上鎖的門，孩子們還是看到了這個“謎一樣的人”（白瑪語）帶來的稀奇物件。
他用小煤氣煮咖啡，還讓孩子們嘗，孩子們吐著舌頭跑開：“這么難喝的東西你怎么會喝啊！”
而洗頭更是個顛覆“常識”的隆重儀式。據12歲的白瑪所知，明永村世世代代洗頭用的都是燒飯燃盡的草灰。而小林則是把洗發水打到頭上，搓起泡沫。白瑪在邊上一直看一直看，“啊呀，怎么會有這么香的東西！”
投桃報李，孩子們也會“教”小林一些東西。他們帶著他去田里逛，去村里轉。白瑪的弟弟教小林做“番茄炒蛋”——先把雞蛋煮了，再跟番茄炒。
“他很努力地學我們的風俗習慣，語言方面、生活方面。他問我，我告訴他。我每告訴他一句，他就用中文詞典一樣的東西翻譯，在本子里面記下來。他用文字，我用語言，相互交流。相當麻煩的！”大扎史用帶著濃重口音的漢語說。
先是教漢語，后來漢語和藏文一起教。
“他學得很快。”大扎史掩飾不住地驕傲。一年以后，他們倆就能用語言交流了。
“他那漢語跟我爸爸的一模一樣！”白瑪抱著咖啡笑起來。我們在名古屋周邊小城的咖啡館見面，她已經是兩歲多孩子的母親。2007年，在京都大學山岳會的幫助下，白瑪來到日本留學，畢業后便留了下來，結婚生子。
大扎史喜歡在晚飯時喝酒。小林不在的時候，他獨酌一兩杯。小林在的話……
“他們兩個好像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吧！”白瑪帶著一點點嫌棄：“喝得醉醺醺的。”
“剛開始他（小林）不敢喝酒。過了一段時間之后，他完全信任我了，所以我叫他喝多少他就喝多少。”大扎史又得意起來，“我們的酒都是我們自己釀的（青稞酒），一斤兩斤是可以喝的。”
小林喜歡家人圍坐把酒話家常的時刻。
明永的桃花盛開落敗，年歲輪轉。起初，小林的到來總是有事先張揚的意味，他到了山前的消息傳來，總要有村人出去幫他背行李。去縣城讀書之后，白瑪就對這些來來往往記不真切了，他什么時候來，什么時候走，都是平常的事。
村人也日漸習慣。看到小林，他們會對白瑪的奶奶說：“你的啞巴兒子回來了。”
“魔”“圣”“豐”
在中山茂樹的印象中，小林尚禮是一個“奇葩的”人，這個詞在日語里偏褒義。
“怎么說呢，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。”中山露出他特有的含蓄而松弛的微笑：“能按自己的喜好來活，做他自己，走自己的路，這一點，你可以說他很了不起，也可以說他很變態。”
“他一點也不變態，很正常，也很認真——非常認真：認真地活著，活得一本正經的。”70多歲的齋藤清明這樣評價小林尚禮。
在米原車站，齋藤清明掏出小林的書《梅里雪山，尋找友人》與我們相認。他也是京都大學山岳會成員，曾供職于《每日新聞》，幾年前退休。他為小林的書寫過媒體評論。
距離山難已經過去27年，小林尚禮成了日本與梅里雪山之間的擺渡人。他一方面繼續收集著偶爾出現的登山者遺落的殘片，作為寫真家的步履不停；另一方面也帶領一些日本觀光客去梅里雪山一帶旅行。
“看起來有點功利和世俗，但如果他心里沒有Ta（梅里雪山），他未必從事現在的一切。”齋藤說。在我們拜訪的日本相關人士中，沒有人否認小林的“了不起”，但這種贊揚從來不會建立在神圣化他的行為上。
“事情過去了這么多年，期間很多人都跟梅里雪山發生過交集，但直到后還跟梅里雪山有交集的，也就只有他了。梅里是他的原點，也是他的命運。”
命運緣分的開場1991年，是藏歷鐵羊年，而羊也是卡瓦格博的屬相，這一年的轉山很盛大。當登山者到達山腳，信仰者虔誠而焦急地祈禱，祈禱卡瓦格博阻止攀登者的腳步。當攀登接近山頂，巨大的雪崩襲來。當地人說，卡瓦格博爺爺外出與其他山神開會，回來的時候發現有人站在山脊試圖冒犯，便抖了抖肩膀，地動山搖。
早些年上山搜尋遺體遺物時，一次下山途中，小林問大扎史：“你怎么看待攀登梅里雪山的事？”
“我決不允許任何人登上卡瓦格博！”大扎史說。他停下腳步，盯著小林：“圣山就是父母一般的存在。如果是踐踏到父母的頭上，就算是日本人也會生氣吧。你知道我們藏族人為什么拼上性命來朝圣卡瓦格博嗎！”
大扎史的架勢，讓小林覺得“可怕得讓我無法繼續問下去。”
在明永村，件讓小林吃驚的事情，是每天一大早，每個家庭一家之主的父親，都會爬到屋頂祭拜梅里雪山。而“明永”一詞，在當地藏語里的意思是神山卡瓦格博的護心鏡。
生活在明永村，信仰與其說是一道道鄭重的儀式，不如說是一種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。白瑪記得，從小去寺廟，大人就告誡孩子不許大聲喊叫，垃圾也要隨身帶下來。稱呼上更要謙卑，不論男女老幼，都要喚一聲，“卡瓦格博爺爺”。
從明永沿著冰河上山，走兩三個小時，便到了廟。冰川還未消融時，從廟下去一點就能摸到冰川，鑿一點冰帶回去分給家人吃，是孩子們常做的事情。冰川的冰就“像一種藥”，能夠疾苦。
如今，白瑪次仁有一半的時間生活在日本，一半的時間生活在明永。丈夫和兒子都有藏語的名字。遇到有點風險的事，她會先祈禱，之后便不再害怕。她在日本的家中會掛唐卡，就寢前和早起后會誦經，太長的記不住，她便誦些簡單的，其中必有一句：“卡瓦格博爺爺保佑我。”
小林早爬到廟，是為了給雪山拍照。那時，管理寺廟的大叔丘恰70多歲，招呼小林坐下來。小林上前打招呼，捎帶抱怨一句：“今天圣山不怎么清晰啊。”丘恰回過頭來，直盯盯地看著他，然后說，“來，喝茶。”
小林與丘恰的對話于簡單字句。但與老者圍著爐火相對而坐，“讓我覺得很踏實”。大叔的沉靜目光，好像能夠安撫著這位東洋青年煩惱的心。
眼前的這座山，與當初青年們一心想要攀登的那座山，好像是不一樣的。
往返數載，明永四季的顏色都印在小林尚禮心里了。
春的降臨把明永變成世外桃源的模樣，“是理想鄉”。周遭尚是一片褐氣沉沉，田里只有零星的綠色，粉紅的桃花恣意開放。這桃花像極了日本這個時節盛放的櫻花，常惹得小林思鄉。
夏天雨水多，是看不到卡瓦格博的。生機勃勃的藏區，不是人們想象中荒蕪兇險的樣子。山上野花盛開，是草的花，黃、藍、粉，在山坡上熱熱鬧鬧的。吃不盡的瓜果，受歡迎的是甜李子。蘑菇也冒出來，跟隨當地人采摘途中，小林發現松茸的香氣和森林的香氣很像：“原來大自然所有的氣息，都凝聚在一個小小松茸上了。”他告訴當地人自己的發現，得到了肯定的回應，小林欣喜，“終于與村里人走得近了”，有了一點點心靈相通。
秋天，樹葉變紅，紅薯甘甜，收割蕎麥，核桃壓了枝頭。秋高氣爽，也是轉山的好時節。同行路上會遇到很多故事。
第1轉山，小林想找不同的角度拍雪山，但什么也沒看到。“我就想，這座雪山可真遠啊。”
**次，碰上了好時候，在山的背面度過了兩周，感覺“真美”。但小林不像其他轉山者那樣拿著竹杖，怕礙著拍照。
第三次趕上水羊年，距離山難整整過去12年。“我就好好拿了個竹杖，心想，這也是為了死去的17個人呢。”竹子是在盧阿森拉山前的濕地砍下的，那里是朝圣路上生長竹子的地方。每個人挑選自己想要的竹子，從下面數五節，砍去兩頭，削尖上端。藏人稱其為“嘎托”。在朝圣路上，將嘎托的一頭插入圣水和泥土中，穿上針葉樹的葉子。日后，它會作為卡瓦格博朝圣的見證被帶回家，作為鎮家之寶。嘎托很重，小林一直帶著它，手腕酸痛，后來還得了神經腱鞘炎。
在卡瓦格博四方圣地之一的盧阿森拉山，無數朝圣者聚集。晴空之下的卡瓦格博格外清楚。大扎史點燃針葉樹焚香，掛起五彩經幡。
山口朝圣的人群中，不斷傳來誦經的聲音。小林仰望卡瓦格博，一一念誦17人的名字。
“雖然是次這樣做，但感到十分自然。”
冬天時不時就下雪。小林在明永過年。各種慶祝儀式要持續10天，每天的儀式是固定的。人們捧著食物，走親串戶。人們聚集在白塔，先祭祀，再品嘗美食。人們載歌載舞。人們結隊上山，進廟祭拜。
節日結束，小林歸去，大扎史為他獻上哈達。
“他隨時可以回來，我都歡迎，我家就是他家一樣。”大扎史說。
冬去春再來。山雪融化，泉水養育了森林、農田、動物和人類。
小林看到了卡瓦格博險峻的一面，“有種仿佛在拒絕一切生物的壓迫感”，“這座山是奪走生命的魔鬼之山”。也看到了它溫柔包容的一面，養育生命之豐饒，寄托心靈之神圣。
“我認為它有‘魔’‘圣’‘豐’三面，包含著‘登山者’‘遺屬’和‘當地人’對他的感情。卡瓦格博雪山是由這些多樣化的要素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形成的。”
小林完全融入了藏族的生活。藏民吃什么，他就吃什么，每次都吃得干干凈凈。白瑪看著他空空的碗，心里嘆：他真能吃啊！后來才知道，那是他不浪費的好習慣。
他喜歡農家食物的新鮮，吃糌粑，喝酥油茶。遇到家里殺豬，他一邊吃著不同的內臟，一邊學著各個部位的藏語名稱。
白瑪一度以為，小林是獨特的日本人，因為他跟藏民一模一樣。來到日本后發現，小林依舊是一個普通的日本人，跟身邊的市民也一模一樣。
“擺渡人”小林所做的，不僅是物理和地理上的擺渡，還有觀念和思想。他把對圣山的認識帶回了日本，傳遞給山岳會的其他成員。慢慢地，京都大學山岳會也接受和認同了當地文化，對有宗教意義的神山已經放棄了攀登的欲求。
“這是非常罕見的。”齋藤說。因為，“從山岳會的角度來講，登山是一種使命。”
“梅里雪山和凱拉斯（即岡仁波齊）這樣一東一西守護著西藏的雪山，山岳會現在認為這兩座山是不能登的，因為很神圣。這樣的認識對山岳會非常寶貴。”
在生命中告別，在時光里相遇
2000年，在小林的組織下，工藤俊二和広瀨顕的家人來看梅里雪山。逝者的父母都曾在山難剛發生的時候來過。
次來梅里雪山，工藤的媽媽得了胃穿孔，輾轉送到北京的醫院，醫生說早幾天如果在村子里發作，恐怕難救。再來之前，又得了再生障礙性白血病，當時吃一種藥，醫生說連吃三個月，如果無效的話，也沒得救。
這位母親都挺過來了。不僅如此，她還上到了大本營，去了明永村，見到了冰河。
智子說，家人們伏在馬背上走了很久的路，“心情很復雜......有釋然的感覺，心想，原來（遇難的）就是這個地方啊。”
內心喊著“我終于來啦”，卡瓦格博雪山真實地出現在智子面前：“估計孩子們就是看到這個山這么漂亮，才想著要去爬的。”
當時的天氣晴朗、穩定，“在大本營上看到梅里雪山的時候，感覺在天之靈仿佛在說，你們上到這么高的地方來了，真是了不起！感覺（親人的）在天之靈，仿佛就從天上看著大家。”
那次旅行，5位日本遺屬中，4位已經70多歲高齡。小林看到他們觸摸著冰川的冰，在黎明時分端詳著桃色的光芒降臨在卡瓦格博峰。遺屬們目不轉睛，眼睛里帶著淚也帶著笑。
一位遺屬說，“剛遇難時看到的梅里雪山和今天看到的梅里雪山，仿佛完全是兩座不同的山。”
在這場漫長的告別中，遺屬們是從哪一刻起，接受了至親的離開？小林說，他無法知曉站在這里的每一個人，他們的人生和他們對這座雪山的感情，但他“永遠也忘不了”他們看著雪山時的目光。
在這次梅里雪山之行前，小林從德欽方面獲知，1998年次搜索時發現五具身份不明的遺體的同時，還發現了笹倉的手賬，德欽方面的負責人說，這本手賬是從其中一具特別高大的遺體上發現的。也就是說，五具不明遺體中有一位就是笹倉。
搜索時現場狀況混亂，中日雙方溝通也存在障礙，因此，當年小林并不知道手賬的存在。而回到日本后，這具遺體已經跟其他遺骨一起下葬，沒有單獨保存。
小林對自己感到憤怒：“明明是要好的朋友，我卻沒能在時間辨認出他來。”對笹倉的家人感到抱歉：“感覺對不住他的父母。”
在跟笹倉家人通話之前，小林做好準備，“不管他們怎么罵我我都接受。”笹倉的父親接了電話，說，“小林君，也是沒辦法的事。其實兩年前，聽了對身份不明的遺體的描述，我們就覺得那大概是兒子了。那個時候已經道過別了，所以就算找不回來也并不難受。”
笹倉母親接過電話，說，“昨晚想起了很多回憶，哭了一晚上。”
電話兩頭，無語凝噎。
工藤俊二遇難以后，母親在隨身的錢包里放上了幾張他小時候的照片，一直隨身帶著。智子說，“爸爸話不多。能夠看到爸爸一直默默地，很努力很努力地活著的樣子。”
時至今日，母親已經故去，但從工藤身上找到的比瞉山的符和老師相贈的手絹，還供在家里的佛龕上。
2004年1月，小林尚禮在京都向遺屬們匯報搜索情況。登山隊長井上次郎的妻子越子帶著孩子參加。他們的兩個女兒已經長大**。越子對小林說：“近，終于覺得可以和上一段的自己告別了。今年我想再去一次梅里雪山。”
在丈夫遇難后，作為隊長的妻子，越子“經歷了別的遺屬沒有的痛苦”——殞命和失職，每一個都是痛。發現遺體的年，越子怕自己的丈夫的遺體比其他隊員先找到，一直祈禱“請后一個出現。”
2004年10月，小林、越子和遇難者船原尚武的遺屬，以及因其他事務而來的山岳會的成員到達明永村。當晚山岳會的前輩對小林說：“我想，作為山岳會，是時候考慮告別搜索工作了。”
小林想了一會兒，說，“還有一個隊員沒確認。就算要結束搜索，也等找到后一個人，或是遺物露出冰川時比較好吧。”
“因為我們當時沒有DNA等一系列很好的方式來鑒別遺體碎片，鑒于我們已經收集到那么多的遺體碎片，我認為很有可能的情況是，所有的17人的遺體，都已經有部分被搜集上來了。某種程度上說，小林炮制了一個故事：還有一個同伴的遺體還沒有找到。我不喜歡這種故事，這只代表他的觀點。我們京都大學山岳會不會承認這個故事。”京都大學山岳會現任會長松澤哲郎對我們說。他將我們的來訪視作“國際場合”，因此采訪是用英語進行的。
“我認為，活著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擔負的作用。這種作用包含與登山無關的事，因人而異，千差萬別。對我而言，那就是找到他們的遺體。回顧這段經歷，不論是再次登山的失敗還是與大扎史的相遇，都引導著我在這個方向上不斷向前……而且，我想把遺體搜索這件面對過去的行為，與通向未來的生產性活動聯系在一起。我想那才是在真正意義上超越山難吧。”這是小林的理由。直到2016年還有遺物出現，“既然還在出現，我就要去。”
這是定義的不同，也是立場的不同。
齋藤清明說：“還有一個叫做清水的醫生，我也認識，他的衣服和遺物都還沒有能找到。所以，小林的意思應該是，如果不能把后一個人的遺體遺物都以小林自己的方式去得到確認，那么他心里是有遺憾的。這種遺憾和強烈心痛的感覺，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夠理解的，包括松澤會長。（但）作為山岳會來說，如果要完全搜查到底，是永遠沒有底的。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同吧。”
小林在橫濱見到我們的時候，說起清水醫生的父母，“直到近都在說，說不定兒子還在山里活著呢。”
“17個家庭的遺屬有17種和上一段人生告別的方式吧。這種告別可能要通過找到遺體、葬禮或者再婚等等不同的家庭事務來實現。現在還有遺體未得到確認的隊員和他的遺屬，也有因為工作失誤沒能被交還遺骨的遺屬。這些人該憑借什么和自己的上一段人生告別呢？”小林在書中這樣寫道：“這次的遇難，可能沒有真正的告別。有的只是各種不同的階段節點，我們要做的只是一一跨越這些節點。我們也只能永遠背負著失去摯愛之人的現實，繼續前進吧。”
2004年10月的旅程中，小林一行在到達德欽時，天完全黑下，月亮升起，卡瓦格博閃耀著潔白的光。越子望著Ta，說：“次看到這樣的梅里雪山。”
回到日本后，越子給小林寫了一封信：“這是一趟沒有遺憾的、讓人內心平靜的旅程。”
齋藤說，越子至今還在拼命學習中文，希望在有生之年，再去一次云南。
在一次搜尋中，小林拾回了一卷膠卷。本以為生銹的膠卷無法沖印，沒想到還是從中沖洗出完好的照片。
這是一張C3營地后的全景。在遇難地點的雪原上，隊員們笑容燦爛，忙碌著裝卸物品，正準備出發安插路繩。
“那是我從未看到過的C3的樣子，還有朋友們熟悉的臉龐。仿佛超越時光，還能與他們相見。”
